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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开幕 张晓慧院长发表主题演讲
2020-09-21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论坛,和大家一同探讨“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金融的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论坛后续的主题还将分别针对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数字金融等展开深入的探讨,为避免重复,这里我想结合学院的研究仅就“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稳步复苏的支撑与阻力”谈一谈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爆发和蔓延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冲击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发展。一季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GDP 同比下降6.8%,这是四十四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地见效,三月份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开始快速推进,生产和需求指标均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也在二季度由负转正,上半年GDP同比降幅明显收窄。7/8月份的经济先行指标也显示,包括进出口贸易在内的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不断加快。展望下半年,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逐渐增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三、四季度延续高斜率复苏态势既有一定的支撑,也面临不小的阻力。

在我看来,支撑我国经济稳步复苏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得到了较好平衡。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国便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是全球第一个全面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就像《纽约时报》告诉美国人的那样,中国人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随着疫情拐点的出现,各省市复工复产也有序推进,经济生产端率先恢复。从统计数据看,二季度相较于一季度已有很大程度的恢复和改善。进入下半年,7月份的经济数据继续边际改善,累计同比增速稳步上行。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9.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降幅均持续收窄。未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进一步合理调整,预计生产端可完全恢复,需求端特别是服务业需求的逐渐修复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其次,中国采取的宏观应对政策是有效的。不同于典型的经济周期衰退,这次新冠疫情触发的全球经济迅速恶化是一次非典型经济衰退。典型的经济周期衰退主要源自有效需求的不足,而由瘟疫和战乱等引起的非典型经济衰退,通常则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都受到了损害,结构性的物价上升和物价下降同时存在于不同行业。从宏观政策应对的角度看,常规的货币发行和财政赤字扩张足以刺激典型经济衰退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却无法同时解决非典型经济衰退中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鉴此,在这次新冠疫情诱发的经济衰退中,中国政府并未采用类似于欧美等国的超大规模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政策,而是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将政策重心主要放在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上,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规模相对温和,更多的采用了结构性政策来加以应对。如大家所见,国务院批准前置发行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有效助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和当地有效需求及有效供给的恢复;财政的减税优惠政策和金融的信贷扶持政策则集中面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多地依赖社会公共政策,加上适度的财政赤字和货币宽松政策,已经对三月份及之后的经济恢复产生了有效作用。

第三,中国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70年来,我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快速的复工复产不仅使国内经济的生产端和需求端得到了修复,更重要的是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都得以保持相对稳定,上半年出口的超预期增长表明中国的这种优势无可替代,特别是防疫物资的出口为世界各国抗疫防疫提供了充足支持。相信下半年随着各国经济逐渐重启,外需的不断改善也将继续为出口提供稳定的支撑。7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进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增长10.4%,进口增长1.6%。同时,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下半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将加速推进,中国产业链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当然,中国经济若要延续高斜率复苏也存在一定阻力,我们不妨也从三个方面来做简单分析:

首先,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需要时间。此次疫情冲击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程度更高,当前政府的纾困政策着重在现金流方面对受损严重的中小企业施以援手。疫情过后,有效需求恢复缓慢仍会制约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此外,当前宏观杠杆水平仍在不断攀升。中国社科院的《宏观杠杆率季度报告》显示,上半年杠杆率增幅为2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至266.4%。这意味着下半年的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的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资金空转套利乃至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第二,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其实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从今年1-7月份的数据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具有较强的韧性,率先实现了3.4%的正增长,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企稳修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深圳等热点城市的房价在疫情冲击下仍出现快速上涨,并存在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这些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而且,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内需的恢复,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第三,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近年来全球化的步伐已有所放缓,为适应国内经营成本的上升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应对一系列对现代工厂供应网络产生威胁的因素,如贸易争端、国家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和自动化的兴起等,不少跨国企业已将部分产能搬离中国,供应链的转移或者说企业供应链从“全球化”转向更加“本地化”的趋势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有了苗头。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的压力,助长了反全球化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供应链的转移和企业推迟在华资本支出都会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构成直接拖累,若再考虑对相关行业的溢出效应,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更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确有部分关键行业的零部件和资本品主要依赖于从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若无法顺畅地获得先进技术和高科技设备,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继续放缓。总之,伴随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日益严重的反全球化情绪而来的越来越多的全球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可能不仅会冲击中国金融市场,也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是未来几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展望未来,对中国经济而言,最大的红利仍是全方位和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经济的稳步复苏对拉动就业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危机过后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产业得到升级、发展质量得到提高;是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并广泛和深度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是竞争中性原则可以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作为稳就业主体的民企和中小企业能够获取良好的营商环境。

整体来看,相比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韧性较强,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均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面对这次百年未有之冲击,只要我们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继续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国内生产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并继续扩大开放以加强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培育国内竞争,就一定能化危为机,维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改变。

以上是我们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形势的分析,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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