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会影响宏观经济、影响产业、也会影响民生。”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第十九届《财经》年会“《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就中国人口老龄化情况，他提出老龄化的三维冲击概念。

具体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明显。朱民指出，当老年人口结构变成主要的人口结构，会产生很多问题。随着扶养比的上升，老年人越多，工作的人越少，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利率水平会上升，并引起消费下降、投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或者延伸就业人口的工作时间。

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也产生冲击，他以日本为例称，1994以来，日本增加的主要是健康工作者，而信息通信、建筑、制造、金融业都是萎缩的，政府医疗等开支上升。特别是，房产价值一直下跌，这不完全归结于泡沫经济，而是因为老龄化的影响所形成的。

老龄化还会产生民生问题。朱民认为，对老年人来说，生病使得老年人的生活和需求发生很大变化，其中医疗和护理费用较大。但从金融角度上看，中国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10%左右，商业养老比重仅占GDP的0.02%，金融准备远远不足。

整体来看，老龄化对全世界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民表示，老龄化成为目前发展的转折点，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新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老龄化带来的新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民生方面的挑战，提早做预案。

在朱民看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最重要是通过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来服务老年人，通过视频系统、医疗系统、服务系统，减轻服务人员数量。此外，可为未来的老年化做好理财、保险、大病医疗等方面准备，可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社区服务，公共交通便利服务等。

朱民还称，疫情影响让两年前“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演变成现在“高增长、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利率”的“三高一低”局面。而现在这只是过渡，未来会形成“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伴随低增长”的新“三高一低”。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朱民：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财经》的邀请和Charles Goodhart教授做了一场对话，我觉得很精彩。他这本书的题目叫《人口大逆转》，但他是个宏观经济学家，所以他从人口逆转的角度提到了几乎一切未来可能发生的宏观变量。第一，通胀会回来，会变得更高。第二，利率水平会提高。第三，财政的赤字会更高更大。第四，增长会下降。因为人口是不可变更的一个因素，所以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遇到这些变化，怎么办呢？其中很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或者延伸就业人口的工作时间，保持工作的总时间量还是慢慢减少不变，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个是解决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人口因为不平衡，现在全球人口70多亿，我们估计到2100年的时候是100亿，竞争30亿在非洲、南亚，在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能不能移民呢，他觉得很困难，但是要努力让他们学中国的模式，把中国的经验学到，把投资和技术转到这些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整个生产的全球的劳动力贡献没有变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大的宏观变化的结构。

所以最后的时候，我提出想想两年以前我们还是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世界，2018年我就提出世界进入日本模式。两年以后，因为疫情我们已经迅速进入高增长、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利率的局面，变成了三高一低。这只是现在的过渡，如果转到未来的话，那我们会是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的三高，同时是个低增长，增长反而是低的，又是一个新的三高一低。这个三高一低按照Charles Goodhart教授说的大概会维持至少下一个十年，过程中还要各国很小心地用政策不断地调整和应付挑战。很有意思，人口结构我们能看到整个事情会变化很大。我自己一直很关心人口结构，我自己也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谈到老龄化和老龄化的影响，这次感谢《财经》，我很认真地看了他的书，结合我以前对人口的观察和思考，我就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提出一个概念叫老龄化的三维冲击：宏观、产业和民生。

我们刚才讨论比较多的是宏观，全球宏观。老龄化确实会影响宏观经济、影响产业、也会影响民生。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一看它可能的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长寿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到来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老龄化的结构，最下面的曲线是14岁以下的人口比重在大幅减少，劳动年龄的人口趋缓，2012年开始下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老龄人口是生长得最快的。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很低，这张图我是从蔡昉老师那里借来的，一对夫妇生育小孩的数量一定要超过2，因为夫妇就是两人，要达到2.1才能人口有增长，数值越高人口增长越快，低于2人口就会回缩。我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1.3，我们甚至低于日本，日本都达到1.4左右，但是韩国是最低的，韩国只有1.15左右。1.3已经称之为总和生育率陷阱，从1.3要超过2.1来维持人口的正增长已经很难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将来总人口的规模会不断减少。

我们做了个分析，看老龄化的结构，60岁的年龄段会净增7千多万人口，在70岁的年龄段会净增1个亿的人口，在80岁的年龄段会净增8千万的人口，2050年相对2015年老龄人口会增加2.5个亿，与此同时，40岁年龄段会减少8500万人，20岁年龄段会减少几乎1个亿，就业劳动力会减少1.8亿，这就是以前计划生育形成的人口不均衡。大家可以看到人口的结构变化是巨大的。人口结果变化会产生一切的问题。北京2015年人口分布还是很好的，人口数量很好，生产力很多，2035年上移，年轻人多了，老年人也开始多了，最大的一块已经变成40岁-50。到2050年最多的人口是60岁以上到80岁，就业人口在这块都很小，当老年人口结构变成主要的人口结构，谁来养活老年人？这一大块的就业人口在养活老年人，这一块是少的，年轻的就业的人很少，抚养比上升得很快，这会产生很多问题，是不是社保基金要交得多一点或者老年人的退休金要少一点，跨代的收入比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确实已经存在。

剩下的就是老龄化的宏观冲击。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冲击是很明显的，中国的青壮年人口在2010年持平，触顶，2012年开始往下走，这恰恰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2011年开始往下走的阶段，供给的变化，劳动力总供给减少，增长速度放缓。我们做个预测，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我们估计到2025年以后要逐渐下降到为零持平，增长速度也会逐渐下降，因为总需求的变化，人口少了，消费少了，投资也少了。我们已经过了低峰，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产生的增长的减少，我们会迎来第二峰总人口的减少引起增长的减少。整个年龄收入和消费结构消费的下降，收入是从20岁开始，在40岁的时候劳动收入达到顶峰，逐渐下降。但人的一生都要消费，中国的特点是20岁以前的人消费比较多，占的比重很高，甚至高于工作以后的消费，60岁以后消费逐渐下降。为什么20岁以前的消费比较高呢？当我们只有一个小孩，整个市场就知道婴儿用品、学生用品特别贵，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开放三胎以后大家觉得养不起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市场根据人口的结构扭曲了。通常都是青年阶段的消费是比较低的，中年反而会很高，这反而压抑中年的消费，这张图也是我从蔡昉老师那里借来的。

日本是个典型，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平均消费在1971到1990年20年期间是4.4，消费增速只有1.1，投资增长速度在年轻的时候是1971年到1990年3.9，1990年以后几乎降为零，老龄化对需求影响又进一步推动投资的宏观影响，这是很大的。居民储蓄比随着服务扶养比的上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更多的钱去支付现在老年人的消费，这是从1995年开始，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数值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扶养比的上升，老年人越多，工作的人少，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利率水平会上升，这个和刚才讲的那个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从中国的案例来看，看得很清楚。从理论上来说，利率水平上升最大的影响，这是Heise很有名的文章，一个就是人口结构，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储蓄曲线移动，利率水平会上升，老龄化会引起利率水平上升，引起消费下降、投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方面。

老龄化会产生经济结构的冲击，第一个我们还是以日本为案例，因为日本老龄化走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1994开始，二十多年日本增加的主要是健康工作者，信息通信、建筑、制造、金融业都是萎缩的，政府的开支医疗是上升的，其他的军事等等开支都是下降的，房地产老龄化以后房地产的价值就一直在下跌，原因很简单，我们以前说泡沫经济，其实它不完全是泡沫经济，而是因为老龄化的影响形成的，老年人不需要那么多房子，所以房地产业下滑非常厉害，地价走了高峰以后急剧下跌，它不能反弹就是因为老龄化。再看美国的预算，美国的总支出老龄化，从1969年的18.5的财政增加到23.5，而增加的主要项目是医疗和健康，从0.8增长到6.8，政府开支全部变了，国防开支美国也在下降，从8.4降到2.5，非国防也在下降，与此同时赤字会上升。我们刚才讨论过，现在赤字已经很高了，由于老龄化赤字会进一步上升，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

老龄化直接产生民生问题，老年人的护理。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疾病的护理是个很大的事情，医疗成本也很高，比如老年痴呆症，发达国家每千人达到35人的比例，这个比例很高，到2037年一些高的国家会达到40的比例，中国会从每千人6-7个人翻一番到15-16人。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老年人的病使得老年人的需求和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要求护理、医疗、费用都是很大的。从金融上来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10%左右，我们的年金比重，商业养老比重，左边只占GDP的0.02%，所以我们的金融准备远远不足，储蓄不够。刚才在对话中Charles Goodhart提到单纯储蓄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老年人有健康问题的话，储蓄是不足以解决你的问题的，必须有社会的保险制度，必须有国家的财政支撑来支持这一切。所以它对个人的生活从财务和经济市场来说趋势影响还是很大的。

现在的情况下面临这一系列挑战，我刚才和Charles Goodhart对话的时候提到，我们很快地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环境进入今天高增长、高通胀、高债务、低利率的环境，我们还会迅速进入一个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但同时低增长的环境。所以需要政策提前到位，需要做预案，这里包括很多政策变化。我们刚才提到了退休年龄，保持有足够的劳动力能才能工作。退休年龄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基本概念，预期寿命每增加3岁就要增加两年的就业和一年的退休生活，因为一个人工作从20岁开始到60岁退休，大概是工作40年，60岁以后如果再继续生活20年的话，预期寿命80岁的话，基本是2：1的概率。

我们1981年的预期寿命是67.7岁，2015年预期寿命是77.3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预期寿命已经几乎增加了近10岁，如果算9岁的话，按照这个比例现在要增加6年的工作年龄，增加3年的退休，但是我们的退休一直没有调整，还是女同志55岁男同志60岁，现在看退休年龄要适当调整，现在有所变化但是政策没有变化。退休金和缴纳金的比例要很小心地衡量，因为这是跨代的分配问题，是年轻人支持老年人，要让老年人的退休金平衡也让青年人的负担不至于太重，这很重要，要做完全性的估算，退休变化引起再就业要重新考虑。中国妇女就业很好但是就业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当然需要培训。养老和医疗制度、公共政府开支和服务需要很大的变化，老年人的开支变得越来越大。

养老，现在看来城市的养老当然比农村条件好很多，我们的城镇化按户籍看是45.4，按常住人口看是63.9%，相对还是比例很低的，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养老水平，但与此同时，提高农村养老护理的基础设施，因为农村的养老还是相对成本低，这两重任务都很重要。老年生活的公共设施和环境都需要改变，比如老年要用的公交车不一样，用的轮椅、社区的服务等等都变得很重要。金融服务很重要，今天就要开始为未来的老年做好准备，理财的、保险的、大病医疗的。科技是最重要的，归根结底是要通过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我们说老龄化会使经济增长下降的时候，最重要的对抗因素就是科技，科技通过人工智能来服务老年人，通过监视系统、医疗系统、服务系统，减轻服务人的数量。培养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教育变得更加重要。我们要市场基础，要有制度的灵活性，使个人有选择，退休年龄，你可以选择早退60岁退，也可以选择晚退，晚退退休金可以多拿，举个例子来说，这样的灵活性的个人选择也是制度设计非常重要的。

总体而言，老龄化对全世界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的经验不管用了，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正在慢慢的展现，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新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老龄化带来的新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民生的挑战，提早做预案，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当前进入高质量的增长，进入一个新增长模式、一个新时代。这里很基础的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变化，高质量新发展模式变得特别重要，提前对老龄化的方方面面做好预案也是高质量增长和新发展阶段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我今天借这本书的机会把我的一些观察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也是读了这本书有很多体会，也要再次感谢Charles Goodhart，他那本书写得非常精彩。我最后说了，希望下次能继续跟他对话，希望他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案和政策建议，我想他很有经验，他一定会做下一步的工作，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老龄化已经到来，我们就得面对，我们就得解决它，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也再次感谢财经。

主持人（张燕冬）：谢谢朱行长，我问你个问题可以吗？今天听下来变得挺沉重的，接下来高通胀也好，高债率也好，除了老龄化，我们的出生比率又降低，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政府要开始降低预期了，刚才你让Charles Goodhart预测中国未来GDP的增速，他说4%就不错了，我们公共服务的支出又要增加，因为老龄化之后事实上还是取决于我们公共服务，政府到底能给老百姓提供多少公共服务的设施，包括现在提供的共同富裕方方面面，你刚才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早做准备，我们对GDP的增长以及方方面面是不是应该降低期待，换一个思路来思考，谢谢。  

朱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对2022年特别重要，增长我们还是要保持适度的增长，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既有老龄化的问题也有人口基数大的问题，还有人均GDP只是1万美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我觉得这个是政策的挑战。我记得在今年3月份年会上，你让我发言，我说2021年总量不是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因为今年是十四五第一年，我们进入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的话，政策会发生变化，调结构变得很重要。到现在来看，调结构确实在发生，这个很明显，但是现在经济速度下滑，明年基数高，明年经济增长面临很大挑战。

所以如果看2022年的话，保增长就变成了头等大事，但是保增长的同时还要有高质量，把这个平衡好是特别重要的，继续调结构，所以我们理解预期的时候要很谨慎，因为中国大国大人口基数和中低的人均水平决定了我们还是要努力朝中高增长方向走。当然我们不能很盲目地说增长的速度下滑，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存在的，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变得特别重要，三件事是特别重要，提升劳动生产率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政府要支持收入分配向有利民生的方向发展，更多的投入公共服务为老龄化做准备，个人也要提早做好准备，从自己的再就业的考虑、从自己的工作延长考虑、从自己的储蓄考虑，也要从自己的健康加强锻炼考虑，来应对做好这个准备。所以整体来说你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对速度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综合的考虑和平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