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美关系是结构性的。第一，中美既有互利互惠的领域，比如说农业、能源、制造等双方具有强比较优势的进出口，也有竞争甚至对抗的领域。第二，中美GDP只占世界的40%，各有各的利益。在中美各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会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

同时，中美双方既有短期利益，也有长期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会有冲突。从学术研究来看，我们更多的是客观分析，从国家的长期利益进行分析。从长期利益来分析，中美争端取决于双方的长期增长。哪个国家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保持长期增长，哪个国家就能够在争端中获得胜利。

对中国而言，我们有两个阶段性目标，第一，在2030年使得中国的名义GDP赶上美国。第二，在2060年，也就是40年之后，使得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两倍。从现在到2030年，今后的10年，我们在中美争端中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保证我们的GDP增长赶上美国，这要求我们的GDP增长率高于美国增长率的3.8%。注意这个增长率需要加上汇率的调整。所以，这10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保证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增长。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保证人民币汇率反应我国的经济实力。第三，高举新全球化的大旗，建立亚洲共同体，实现全球秩序的结构改变。其他领域的竞争都需要服务于这三个目标。我们需要紧紧抓住长期增长这个核心，我们10年平均增长率超过美国的3.8%，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我们能保持长期增长，崩溃的就不是我们。这一点要特别明确的是， 如果我国的名义GDP要在2030年赶上美国，这就要求我国的GDP增长率比美国的增长率高3.8%。在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未来10年将更加准确地反应中美两国实力之后，这个目标是现实的，经过努力是能够达到的。

其中，关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增长目标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为什么要制定中国相对于美国的GDP增长目标？从过去百年的大国竞争来分析，大国竞争在六个领域展开，制造业，经济总量，高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一般而言，当追赶大国制造业超过主导大国，GDP达到主导大国的60%，两国进入竞争阶段。我国制造业2010年超过美国，GDP2018年超过美国的60%，所以中美现在进入大国竞争阶段。

对于我们而言，下一步的目标就是GDP赶上美国，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在高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同步发展，另一方面也会给这四个方面的发展提供规模效应。“追赶”本身不是目标，目标实际上是最优增长。假设美国今后的增长还是美国过去50年平均值，那么中国今后10年的最优增长，加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调整，就是10年之后名义GDP赶上美国。这个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两国都不发生大的危机。

我国名义GDP2030年赶上美国，换算成10年GDP平均增长率，要求我国GDP10年平均的年增长率，要比美国的年平均GDP增长率高3.8%。更加重要的是，需要把GDP的追赶指标分解成高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四个领域的分解追赶速度指标。一方面，GDP追赶要求这四个领域的差距同步缩小，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主导大国可以利用这四个领域的领先，遏制中国的总量增长。

双方在高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领域的竞争，反应在GDP增长上，就是哪个国家能保证不发生危机，保证GDP的正常增长。对于中国来说，要求中国在高科技、人民币国际化、军事、全球治理至少差距不扩大，但同时也要求这四个领域最优追赶，不能冒进，因为冒进了就不是最优，反而有可能拖累总量的增长，使结构矛盾化，反而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

中国的10年GDP增长目标，要求中国在高科技、人民币国际化、全球治理进行同步改革、开放的结构调整，要求中国的产业政策同步调整，要求中国的军事实力能保证中国的正常增长进程不被打断。如果中国的正常增长能够实现，那么美国有两个选择，第一，与中国合作，与中国同步增长，第二，与中国对抗，如果是这样， 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国际金融的垄断地位的矛盾会激化，大概率地会发生美元危机。2020年，中国预计GDP增长1%，美国增长-6%，中国增长率比美国增长率高7%，加上美元汇率调整，今年中国增长目标比差距3.8%的目标值多出大约4%。至少从今后5年来看，只要中国经济不发生危机，10年的追赶目标有可能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