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包括中国整个宏观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总量，也要看到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变量。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衰退，2020年，各国政府主要关注走出疫情、推动经济反弹，所以，总量是当时的主要政策目标。

经济结构和发展的不平衡

2020年，全球经济-3.3%的衰退。这个衰退背后实际是一个经济结构、经济活动的一个新的不平衡。和以前的很多危机不一样，因为疫情的冲击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居民、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影响。从国家地区来说，这个差距很大，最典型的差距还是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几乎要变成永久性鸿沟，并且这个鸿沟在拉大。这既是意外，也是很令人不安的现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未来两年的展望，2020年至2022年整体的预期损失上，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人均损失20%，发达国家只跌11%。在经济恢复上，拉美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地区整个复苏相对较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之所以弱，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财政刺激政策的力度比较小，发达国家总体用12%以上的财政，新兴经济国家用8.6%左右，发展中国家只有5.6%左右的财政刺激。没有财政空间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国际通用储备货币的货币地位，因此就不可能扩大财政。储备货币地位成为了划分经济刺激政策空间和经济发展反弹速度和结构，变成一个特别新的现象，这还是很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可能也会影响今后持续不断的发展。

此外，不平衡还反映在方方面面，如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体经济衰退3.3%，美国资本市场反弹非常强劲，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同步，由此反映到就业的人群上，低收入、低技术的年轻人、妇女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的平均劳动力受到的影响，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几乎又有近1亿人重新回到赤贫境地。现在看来，结构的变化需要引起关注，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结构变化，也是国内产业之间以及不同的就业人群等一系列变化，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从大的格局看，中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3%，是世界上唯一正增长的大国。而在2.3%数据下面，整个经济活动也存在不平衡。从总供给侧来看，工业反弹很强，服务业反弹很弱，因为服务业跟人的接触密集型，比如旅游业是6.6万亿元人民币的大产业，跌了近60%，餐饮业也是近6万亿的大行业，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对和人密切接触的服务业影响很大。从需求侧来看，2020年我们国家投资的贡献很大，投资占整个GDP的52%以上，进出口贡献占13%，但消费很低，从增长的角度来说，消费还是负贡献。

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中国在走向服务经济，服务的比重一直在逐年上升。制造业、工业从2012年、2013年顶峰以后一直在逐渐下降，并且以消费为主推动经济增长、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大格局正在逐渐形成，2019年、2018年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都高达60%、70%左右。双循环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脚点就是国内市场，疫情对根本的结构和经济活动趋势产生了逆向冲击，这就需要考虑我们的方向该怎么走。

从工业内部来看的话，制造业反弹还是强劲的，但是，制造业反弹推动上游反弹更强劲。所以，工业内部也产生新的分化。因为疫情的影响，在制造业内部，大型企业的反弹远远强于中小企业的反弹，也是由疫情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从区域来说，从东西两边的差别扩大到东西加上南北的差别，这是疫情产生的一个新的现象。另外，包括增长的差别，包括人均GDP差别，包括收入差别。我们在缩小收入差别，走共同富裕之路时，这个冲击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人、低技术人员、短期的工人、农民工受到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农民工，在2020年入城数量急剧下跌，推动力整个收入差别的扩大。这都是经济活动发生新的结构性不平衡的现象。这个不平衡现象和我们过去十年来政策的导向其实是有逆向作用的，这就是疫情的冲击。

2021年，当我们强力推进经济反弹和恢复的时候，看到总量，更多看到的是结构，特别是政策偏重结构的恢复，再平衡就变得特别重要。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经济结构转换期

当我们说疫情对经济造成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2021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的转换期。

首先，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当前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12%，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到2035年和2050年，老龄化速度和规模会非常快。对比2050年和今天的人口结构，2050年整个净增人口都在60岁以上，60岁年龄段增长8000万，70岁年龄段净增1亿，80岁年龄段净增8000万；60岁以下年龄段人都是净减，特别是40岁年龄段，净减8000万；20岁年龄段净减1亿。老龄化和长寿化这个结构变化是巨大的，这个结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需求、改变供给，也改变金融，因为未来养老保险变成很大的事情。

其次，碳中和。碳中和是能源革命，更是技术革命，它要求的是从根本上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是根本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范式的改变。我们要面临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排放。人均GDP只有1万美金，想要增长就要消耗能源，但同时还要减少排放，这就需要走绿色的发展道路。此外，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只有40年的时间，时间紧、转换规模大，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最后，数字化转型。疫情的发生，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且转到科技摩擦、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变成全球竞争。这需要走自己内生的科技创新发展道路。同时，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通过把经济数字化来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经济走到1万美元以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挑战用科技的办法能有效予以化解。近期北京成立了北京国际数据交易联盟，开始把数据走向资源、走向资产。这个都是未来巨大的结构变化，因为这在根本上重新定义核心竞争力，重新定义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重新定义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对于已经走出疫情危机的中国，要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个阶段，总量不重要，结构和质量才重要。因为这是打新基础的起点，疫情对结构客观上已经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补疫情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衡，如产业之间的不平衡，虚拟与实体的不平衡，金融和实体的不平衡、区域的不平衡、就业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不能由此形成一个持久性的伤痕。分析历史上过去近百年来各种危机，政策上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度的看总量、忽视结构，以至于疫情或者危机变成结构变化的转折点，制造了一个持久性的伤痕，而在以后会花相当长的时间来改进。

基于此，2021年政策应偏重结构，修正疫情造成的结构不平衡，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与此同时，还要面向未来，就是看到老龄化、碳中和起步巨大的发展范式的改变，看到数字化转型，推动整个经济朝这三个方向走，从而能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永久性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轨道上，这个任务就变的特别特别的重要，这等于是三重的任务，要修补过去的创伤，要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还要面向未来的结构优化转化，整个经济增长范式的转轨，这是今年宏观政策最大的挑战。

在现在的情况下，保持宽裕的流动性还是很重要，中国利率水平现在已经开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经快于国际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同时，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变的特别重要，因为财政历来是调结构最有力和最关键的工具，结构调整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疫情危机造成新的不平衡的修补、恢复，二是面向未来的结构调整，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才是政策的主要目标。

2021年在中国历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为是“十四五”的起点年，是中期计划的起点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年。所以，2021年以及2021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范式打下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要更多地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也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