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0日，阔别两年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回归。
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京东科技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和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CFD） 承办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1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在27个平台全网直播，受到近百家媒体瞩目，直播观看人数超300万。
本届论坛以主旨演讲+圆桌讨论两部分组成，邀请到二十余位重量级嘉宾相聚云端，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后疫情时代的货币和信用、碳中和与宏观经济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主持。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致开幕辞。她表示，时逢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学院成立四十周年，本次论坛处在这个历史机遇上“华山论剑”，今年的论坛聚焦的四个议题都是在今年特殊形势下，国内外都特别关注的议题。她热切期待海内外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全方位解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发表题为“全球经济分化趋势的原因与应对”主旨演讲。肖钢认为，全球经济分化严重，表现为区域分化、产业分化、阶层分化和金融市场分化。造成经济分化的因素包括各国应对疫情的模式不同、宏观刺激政策的效果、数字经济逆势增长和贫富差异过大等原因。肖钢表示，结构不平衡的现象既有与全球共同的原因，也有我国独特的因素，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主旨演讲中表示，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应推动增长和保持平衡并重，并多次强调结构与质量高于总量。朱民认为，2020年各国政府专注于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政策目标集中在推动经济总量上升。但疫情及其后果造成了结构性的经济活动不平衡，也对我国过去十年国内经济增长的大格局产生结构作用。相对总量，2021年的政策应当偏重结构性恢复，三个比较大的抓力表现为：一是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想象，会改变需求、改变供给和改变金融。二是2060碳中和目标不但是能源革命，还是技术革命。中国面临的转型挑战比欧洲要大。三是数字化转型，数字变成资源和资产，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禀赋，重新定义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朱民强调，在这三个背景下，宏观政策面临三重任务：修补过去的不平衡、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面向未来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范式的转轨，这是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现阶段保持宽裕的流动性还是很重要，但2021年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圆桌一讨论主题：“全球经济展望”
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沈建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史无前例的政策刺激，尽管新货币理论受到主流经济学界批评，但财政赤字化已或多或少在多国付诸实践。后疫情时代，全球通胀预期上行，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迅速攀升，美元反转让新兴市场汇率承压，货币政策面临两难。2021全球经济不得不在新货币理论实践下寻找突围之路。
摩根大通首席朱海斌表示，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6.5%，并且该预测在近期不断上调。这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强劲的增长，但是各国之间复苏程度不同。2020年中国的V型反弹一马当先。2021年预期中国增长9.5%，但与美国的增长差可能会从6%缩小到3%。中国去年季调环比增速非常强劲，今年会回到5-6%之间，可能由中国领先转为由美国领先。美国在新一轮财政刺激和疫苗普及后迎头赶上，而其余经济体全面复苏尚待时日。
先锋领航首席经济学家王黔认为，2021年上半年是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下半年美元可能走弱，资金可能又流出美国。后疫情时代，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回报、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对于投资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王黔对风险资产表现并不悲观，但部分地区、行业，包括美国、新兴市场、中国股市，以及增长股和大盘股估值过高，市场波动性高企，长期投资回报较低。
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认为，全球产出缺口仍然比较大，持续通胀的可能性比较小。他认为美联储会忽略暂时的通胀上升，加息可能要到2023年失业率降到3.5%左右才会实施。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美国这轮通胀压力不一般。美国正在打造的“高压经济”旨在促进中产阶级、蓝领工人的全民就业，不仅仅追求GDP增长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还要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受益。但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过热，通胀很有可能到今年底或明年初上探到2.5%以上。此外，三个结构性因素使得美国通胀在中长期卷土重来的压力不可小视，因为过去30年抑制通胀、提升生产率的三个因素现在开始逆转，分别是Trade（贸易全球化的逆转）、Tech（科技巨头化的逆转）、Titans（收入分配偏向企业化的逆转）。面对美国经济政策左拐、进入高压经济学的态势，中国十四五规划战略举措聚焦提升生产率、防止经济内卷。
圆桌二讨论主题：“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
本圆桌由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主持。汪涛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在国内消费和出口拉动下有望实现9％的增速，制造业投资也将在企业收入和订单大幅增长之下明显反弹。今年中国的通胀总体可控，货币和财政政策逐步正常化，预计三季度有一次小幅的加息，主要会在信贷政策方面收紧，预计全年社融增长11%。由于今年名义GDP 增长可能接近12%，全年宏观杠杆率可以下降4-5个百分点。
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历认为，疫情加速了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潜在增速可能触底反弹。宏观政策逐渐收紧是大概率事件，再通胀会引发长端利率仍然上行，但政策利率可能维持不变。未来几年产业政策是更重要的关注点。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疫情同时具有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个特征，中国还在弥补全球的供需缺口。信贷利率和房贷利率会趋势性上升，银行间市场利率也易上难下。十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GDP趋势一致，下半年可能往上的动能弱一点。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新兴市场的缩减恐慌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尾部风险，但中国在缩减恐慌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人民币汇率破7以后灵活性大大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大大增加。但中国需要对其它国家发生的缩减恐慌造成的溢出效应有应对预案。
保银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从政策的角度，2021年是转弯之年，确定性的风险是上行风险。从投资的角度，今年是守住成果之年。投资者更愿意投向中长期政策更稳定的国家。而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损害美国的利益的，更聚焦于短期的经济。中国应该考虑长远，加快结构性改革。
圆桌三讨论主题：“后疫情时代的货币和信用”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圆桌三采用问答的形式，涉及了三个大类问题，第一是经济基本面预测和货币政策预判，第二是全球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预期，第三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和新兴市场资产走势的影响。
在经济基本面预测上，广发郭磊认为，今年GDP实际增速大概在9-9.5%，名义增速11-12%的区间。海通梁中华认为，全年经济增速在8-9%之间，下半年有一定下行压力。天风宋雪涛认为，今年GDP增速约为8.6%，名义增速为11.5%，今年的通胀不是问题。华创张瑜认为，今年GDP增速在9%左右，通胀很难上3%，PPI在年中会到5-6%。
在货币政策方面，广发郭磊倾向于今年不会加息，但会通过数量手段来推动货币政策的收紧，以致今年信贷和社融估计都相对会偏紧，社融增速可能会回到12%左右。海通梁中华认为，今年的基调是稳货币，同时定向收紧信用，全年社融增速可能在11%附近甚至更低。天风宋雪涛预测今年不会加息，但紧缩压力超过2018年，一定程度上要防范一部分信用风险。华创张瑜认为，预计今年社融增速11.5-12%左右，但今年的信用收紧往来不太会重复像2018年那么剧烈。
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判断，华创张瑜认为，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美联储有缩减宽松的风险，美国通胀未来一两年压力比较大。天风宋雪涛认为，从就业和通胀两个方面来说，美联储会开始对去年以来非常规货币规模有边际上的调整，从财政刺激方面，相对于美国经济当前的需要而言，1.9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是过量的，但这个问题是政治考量，有利于后期的加税和基建政策。海通梁中华认为，美国这一次经济修复是历史上最快的一次。2008年大概花了4-5年时间，因为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都受到损伤，但这一轮不一样。广发郭磊认为，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群体免疫的时机会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外，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委员测算的数据，差不多2022年上半年可以实现产出缺口的闭合，到时货币政策应该会进一步退出。
在国际形势冲击经济和资产走势方面，海通梁中华认为，今年的主题是“反转”，汇率上主要体现为中美利差收窄，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广发郭磊认为，今年是我国的出口大年。疫后全球经济复苏，供给约束是逐步打开的，今年的人民币会是典型的双向波动。华创张瑜认为，今年出口可以达到8%，并没有出现陡然的降低，中美进入到一个经济货币双周期小背离，人民币有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不会是很大的压力。天风宋雪涛认为，今年出口同比可能在10%，长期来看人民币也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圆桌四讨论主题：“碳中和与宏观经济”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
中金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面临巨大挑战，也有一系列竞争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年排放量国，但投资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应避害趋利，以电气化+清洁电作为碳中和主要抓手，发掘清洁能源的制造属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转型做得好的话能源的单位成本会下降，但如果投资做不好、效益不高，则可能会带来通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需要国际协调和合作。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金融机构在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的基础上，还可以发挥自身作为金融中介的特殊能力和角色，通过践行可持续金融与影响力投资等方式，以市场化的手段给其他行业的碳中和实践提供更强的激励与约束，助推全社会早日实现碳中和。这包括金融机构自身运营层面、持有的资产、融资层面分别实现碳中和。孙明春认为，碳中和转型的前期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通胀有不利的影响，后期则会是非常大的机遇。但相比起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转型的阵痛可以忽略不计，需要让全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带来的非线性的影响。为了避免让部分行业承担过高的转型成本，应该在最终消费端采用碳税的政策。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分享了美国和欧洲企业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研究框架和具体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路径，强调数字化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常健认为，中国面临的碳中和转型时间短、压力大。低碳转型会带来成本推动的冲击，将会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通胀和产出方向相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积极推进“碳中和”有利于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碳中和”引致的需求，能够刺激全球经济走出“总需求不足”持续低迷的陷阱。碳中和的不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同，对于山西这样的煤炭大省，可以建立跨区域的补偿机制。
马骏总结了三点：第一，在宏观经济层面需要有一个比较有质量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碳中和所带来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个框架应该是动态的、跨周期的模型，将气候模型和能源模型融入宏观经济模型。第二，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和对投资所带来的挑战。挑战主要是高碳行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不只是金融机构，央行作为金融稳定的主管机构也应该进行分析。第三，碳中和会带来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某些经济体、某些产业的大幅度萎缩甚至造成失业。如何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转型，让社会稳定不要受到太大冲击，这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