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时间最早的一次。时间是急迫性的标尺，重新把脉中国经济已迫在眉睫。

针对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各方解读已有很多，在这里不再就会议公报进行逐一解读，从“三重压力”到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已是各方共识。在这里，我仅谈谈个人总的看法。本次会议用两个关键词可以概括，一是“理性”，二是“纠偏”。

纠偏聚焦现实，理性指导长远，从廓清理论方向到部署实际工作，这两个关键词足以支撑起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与信心。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首先谈谈理性的问题。

理性，首先体现在对于当前形势要有清醒真实的研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针对三重压力，4700多字的会议公报新闻稿中，36次“保”、25次“稳”、12次“保障”，理性的底线思维之意明显。

“稳”字成为当前高层研判强调的重点，意味着内外双重压力下，经济发展已出现“不稳”的问题。今年以来，在疫情持续、洪涝自然灾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压迫及国内需求乏力、投资放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影响，对于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不确定性增强，导致国民经济循环堵点暴露性增强。

反映到经济增长上，GDP从一季度同比增长18.3%，到二季度的7.9%，再到三季度的4.9%，四季度预计会在3.9%左右。不断下行的数字背后，是国内经济正在被迫面临近年来罕见困难的事实。避免经济增长“失速”理所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

理性决定了我们看待当下危机的视角，特别是，最“坏”时刻或许还没有真正到来。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主要有两方面：

对外，是国际货币政策转向风险。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可能在明年开始新一轮紧缩性货币政策。如何进行时机把握、精准应对，是对中国明年经济运行的最大外部干扰因素。

于内，是房地产风险及传导效应引发的风险效应。经历过高膨胀发展期之后的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在加速边际递减。“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产行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房地产投资大幅降低，同时行业风险隐患暴露得愈发明显，并可能会传导致金融行业。

那么，究竟该怎么“稳”？首当其冲的，是对宏观大盘定力的把握。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延续了12.6政治局会议“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及“六稳”“六保”等说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新提法。其中，今年的高频词“加大跨周期调节”再次被提及，强调“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一直被一种自我纠结的速度“执念”所裹挟——既担心“破8”，又害怕过热。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曾习惯于将经济发展的结果与经济政策混淆。当发展的目的成为刺激政策本身，必然会发生长期与短期错配的逻辑问题。

当经济过热，当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时，我们经常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逆周期调节，这种对“野马”生拉硬拽的防脱轨干预、这种类似于在高速公路上拉手刹的鲁莽操作，容易使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不断累积，过度“放水”和“断奶式”信贷紧缩都会引发刺激过度导致的政策失灵，从而演化成“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非正常周期循环。

经常性地“矫枉过正”，实际上是一种在时效度上的不理性。因此，接下来的宏观政策走向，必然要回归常识、着眼长期。明年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综合应用，做好预期管理，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相结合。

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对外，保持货币政策的定力，以“我”为主，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及时做好各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布局。对内，统筹控制房地产市场信贷规模，放缓流动性节奏；集中进行风险管理，重点控制地方债务违约率，抑制中小银行风险及传导效应。同时，要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应对疫情短期内的反复冲击，提升对经济短期波动的容忍度。

“稳”与“改”的关系：在以市场机制作为价格调控中心的基础上，强调政府的关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调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加大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大对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重大基建项目等重点领域的投资。

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将政策调控周期放长远，寻找经济新的发展动能，继续深化改革，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加大对制造业、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与帮扶力度。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视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其是新基建领域。

真正穿越周期的好政策，既要看到当下、未雨绸缪，又要目光长远，有沉稳定力、有执着恒心，不因短期之变而自乱阵脚。更关键的是，着眼于价值的政策理念，要长期坚持、不断强化，成为根植于大国施政内核的基因。

落地的是“稳”，实则是求“进”。要实现这一点，在把好宏观方向盘的基础上，政策取向的稳定性也必须重视适时、适度。比如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七大政策内容之中，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表述出现的新变化，正能体现政策取向的这种转变。

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基础设施建设，这项被认为是经济托底的传统手段，以全新的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不再从字面上强调技术表象的“新”，转而更关注节奏的把握。“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是前提，“超前”是要求。

所谓“适度”，是要防止走上速度崇拜的老路，防止大干快上的“重启”、一哄而上的重复低效建设；所谓“超前”，则赋予了“新基建”更丰富的内涵：着眼未来，而并非不断变幻现实戏法的“标新立异”。

当航行进入充满迷雾、不可预知的峡湾，理智与信仰决定了我们看待危机的视角。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从资源投入到要素主导，中国改革发展进程已爆发出不可逆转的强大内生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理性的重塑与坚守，中国将再度一跃而起。